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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后,杜悦笙亲自为二人把盏:“少帅,秦先生,多喝酒,多吃菜,少谈政事……”

可是张学善这样的人,怎么可能不论政事?

酒过三巡,秦笛说道:“我是乡野小人物,不明白天下大势。我想请问少帅,为什么清先生不肯破釜沉舟,坚决抗日呢?”

老实讲,清先生也是强烈的民族主义份子,日后宁肯退出联合国,也绝不放弃大陆版图。可是这样的人,为什么直到1937年西安事变,都一直对日妥协呢?难道说是因为他在日本留过学?

张学善摇了摇头,道:“军阀割据,政令难以统一,国力衰微,无法与日本匹敌,所以尽量避免全面抗战的爆发,以争取时间组建更多师团,建造兵工企业。”

九一八事变后,清先生在德国人的帮助下,在湖南、四川、湖北等大后方创建军工厂和重工业。在西安事变前一年,他还坚持“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期,决不放弃和平;牺牲未到最后关头,亦决不轻言牺牲。”

但他为什么不把想法告诉群情激昂要求抗日的中国民众呢?

因为当时日本内部对是否攻占整个中国也有分歧,日本政府向“国联”提出的对华五项条款,其中有“保护日本臣民在满洲之一切和平业务,尊重日本在满洲之条约利益”,同时也有“日本尊重中国土地之保全”。

虽然这种条款形同于温水煮青蛙,但是清先生和一部分青白党的人士认为,中国仍有可能和日本周旋,拖延日本全面入侵中国的时间,以积蓄自己的力量,故而从长计议。

当时胡时发表“华北保存的重要”一文,主张“停战谋和”,指出以中国之国情“不足以对日言战”;“战则必大败,而和则未必大乱”。胡时后来还提出,“日本倘能自华撤兵停战,中国不惜承认满洲国”。胡适为文解释说,当年比利时曾被德国占领,法国割两省给普鲁士,都是由于实力悬殊而采取的权宜之计,后来有实力又收回。

胡时的软弱,跟汪大卫的曲线救国,又有什么不同呢?

不过,1937年日本进攻全中国的时候,胡时坚决主张全民血战,直至最后一寸土、一个人。在这一点上,他跟汪大卫恰好翻转过来!

饮宴到最后,张学善喝得醉醺醺的,问道:“秦先生,过些天我想去欧洲考察,路途遥远,能说话的人很少,要不然,你陪我一起去如何?”

秦笛婉拒道:“多谢少帅盛情邀请,可我暂时走不开,对不起了。”

他不想跟张学善接触太深,如果两人一起去欧洲,在报纸上一登载,肯定会吸引很多人的眼球,给他增添更多的恶名。

而且,历史上张学善去意大利,还见了墨索里尼,拿到一枚“皇冠大十字勋章”。随后,他从意大利到法国,再到英国,耗时大半年。

秦笛可没有那么多功夫陪对方玩!

他在长途飞机变得可靠之前,暂时不愿意坐轮船出海,此时的欧洲也是一团糟,有啥好玩的?有那个时间闲逛,还不如去洞天福地修炼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