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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乾毕竟不能越俎代庖、直接帮朝廷和户部决定抄引销售的实施细则。

他只能是上书建议调整,但考虑到从成都到长安送奏表的信使都得走半个月,免不了耽误今年秋冬两季的预售,所以孙乾略微做了点权宜之计的变通:

一边上书,一边把他要上书的内容,提前通过非正式渠道暗示给益州的富商们。

让大家意识到“未来盐引等抄引的实际提货优先级,会与抄引的发行年份绑定,年份越早的提货优先级也越高”这个建议,是极有可能被朝廷采纳正式颁布的,等到时候再想买说不定就来不及了!

道理也很简单,孙乾那儿虽然有沉重的抄引销售任务背负着,可这些抄引毕竟是户部防伪印刷、分发到益州来销售的。

即使一开始考虑到给各州布政使的摊派额度、再加一点额外的备货,那也不可能是无限制备的。

比如,刘备今年打算卖出去各色抄引至少八十亿钱,给益州的预摊派额度是四十亿,其中井盐的盐引二十亿。

那么,户部分发印好的抄引到益州时,会留点余量,比如分发给益州六十亿,其中盐引三十亿。到时候只按计划卖出去四十亿,那就回给朝廷四十亿的钱或等价物资,剩下二十亿没卖出去的,还要交还朝廷。

如果到年底还没卖出去,那就会回收、拿去酸洗把印的内容洗掉,明年重新印刷成不带年号的普票,留着下次用。

反正户部和各州之间的账目都是要对得上,卖不完的抄引和上缴的钱粮总数是一定的。

这种操作下,至少意味着益州布政使能往外卖的盐引不是无限量的。现在卖出去十二亿盐引,手上还有十八亿。

这十八亿再卖完,就没有“章武三年”的盐引可卖了,明年就算重新发行,也是利息少一年的章武四年盐引,而且提货优先级还得排在章武三年的后面。

更关键的是,商人是一个会高度算计竞争对手的行业,他们比工农阶级要狡猾得多,擅长用“黑暗森林法则”来以最大的恶意揣测敌人。

他们很容易联想到,一旦这个预期成立,他们的竞争对手有可能去抢购更多抄引、以垄断未来两三年内的井盐优先提货权。

虽然这事儿朝廷做得不地道,事实上超发了抄引,但朝廷也没说不承兑,只是让商人们要排队,所以也没法过于攻讦朝廷。

更何况,大汉旧制,三百年来盐铁都是官营,现在朝廷开了口子民间只要交特许经营的税款就能卖,这本来就是让利、盘活经济。

在刚开始实施的时候,出现“富商争相竞买从业机会”,从而发生“挤兑”,也不能怪朝廷吧。

益州的盐铁等产能有限物资的抄引销售,迎来了一波新的高潮。

孙乾截止到九月十五,他的奏表都还没送到长安呢,短短几天之内,就又多卖出去五六亿。

不过,富商们郁积的不满也在渐渐炽烈,成都城里一时物议汹汹,各方面都表示要使君和有关部门正式出来给大家一个解释,答疑解惑。

孙乾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不能和稀泥,于是提前几日发帖公告,九月二十日在布政使衙门设宴,请所有认购三千万钱以上的超级富商,都可以派代表来赴宴。

朝廷会在当天给大家一个正式的解释,答疑各种政策执行细节、未来抄引的承兑细则。

买不够三千万钱的人,那就等宴会后自己相互打听吧,毕竟布政使衙门的大厅坐不下那么多人赴宴。

大家对这个回复倒也能忍,就再熬几天,要个明确解释。

……

九月二十,很快到了抄引发售答疑会的日子。

孙乾在布政使衙门大摆宴席,水陆毕陈,酒水都是上好的五粮液和江阳老窖,免费随便喝。

毕竟都是认购三千万钱的大客户了,这种招商引资大户,州级官员请他们喝好酒也是应该的。

不过,富商们显然都不是来喝酒的,也没什么心情多喝,唯恐醉了神志不清一会儿遗漏掉什么重要政策解释。

酒过三巡,看其他人不敢发言,原犍为郡太守陈实的一支旁支族人代表,一个叫陈秋的世家族长,就率先向孙乾发问。

当年的蜀儒四宗、董任陈杨,董任两家早就灭族了,陈、杨还有旁支。

陈家虽然被削弱了两次,尤其是六年前第一次租庸调法改革时,陈家某个旁支跟其他一些巴郡豪强勾结,想要加杠杆放粮囤锦、趁着秋收后粮贱钱贵,百姓缴税非得有钱、锦的契机,让市面上缺钱缺锦盘剥一下百姓。

结果那次被李素和诸葛亮敞开放货供蜀锦、把他们的资金盘打崩了,那些参与囤积炒作的家伙根本没那么多本钱接住天量的蜀锦抛盘,不但巨亏一笔,连抵押融资的田地庄园都被抄走了无数,一度连益州的土地兼并问题都得到了极大缓解。

不过,陈实的家族毕竟也是在蜀中经营三百年了,分支太多,其中几个分支被朝廷趁机扫灭了,总还有安分守法的。

这次代表发言的陈秋,就算是还比较安分守法做生意的一支,只是想趁着新盐法赚点小钱。

陈秋问道:“使君,朝廷一开始开卖盐铁抄引,可是说了能够足额兑换成盐铁专卖权的,现在朝廷超额多卖,导致来年可能发生挤兑提货,货源不足,这未免有损朝廷信义、出尔反尔。

还请使君向上传达下情,新法初施,不可失了朝廷信义。我们都是朝廷顺民,少赚一些倒是没什么,只怕因此使远人惶惑,裹足不前,不敢共襄盛举,那才误了大事。”

这陈秋说话倒还知道本分,他没敢说“朝廷没信用害我们少赚、挤兑”如何如何不对,只是说“我亏了不要紧,就怕更远方的还不够充分信任朝廷的人,因为看到我亏了而害怕新法”。

这巧妙的说辞,直接把孙乾架在了台阶上不好下。

幸亏孙乾也是充分讨论准备过了,他知道在朝廷信用上不能有丝毫含糊,所以他立刻拿出了对策:

“诸位不必担忧,首先本官要澄清一点:朝廷绝无超发之意,第一年多印一点,一方面实话实说,朝廷今明两年确实是比较缺钱,天下重归一统在即,哪里不要花钱?

另一方面,抄引印刷,确实也是需要不少成本,每一次雕版、刻印、每一批特制的抄引印刷布料的纺纱,都是成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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