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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昭龄原为左武卫军监军使,此次又兼领西北面行营监军使,名义上是邓襄集结兵马除杜崇韬、三皇子杨元溥的第三号人物,但无论是杜崇韬个人对左武卫军的掌控,还是杜崇韬顺应天佑帝的... -->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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佑帝的意志,对外戚徐氏的权势进行限制,总之徐昭龄这个监军使在襄州城多少有些名不符实。

除了监察左武卫军及襄州诸部兵马有无异动,徐昭龄手里并无太多的实权,不像有一部分南衙禁营军以及北衙侍卫亲军,录事参军及法曹参军等将,都要向监军使直接负责。

实际上徐昭龄的个人能力也有所欠缺,要不然的话,作为徐氏仅次于徐明珍父子的核心子弟,徐昭龄即便不在朝中直接掌握要害部门,也理应执掌像润州、扬州或余杭等大州大郡的军政之权,而不是作为监视限制杜崇韬的棋子使用。

徐昭龄在襄州不直接掌握实权部门,身边除了数十护兵外,所能调用的资源,甚至都不如职方司邓襄房主事金瑞。

此外,郭荣真有什么不满,也只能质问邓襄房主事金瑞办事不力,还没有资格对徐昭龄指手划脚。

面对郭荣的指责,金瑞枯瘦的脸颊挤出一丝苦涩的笑。

他是早就注意到三皇子身边的侍卫人马频繁更换,李知诰、韩谦身边的扈卫也频繁进出襄州城,但除非杜祟韬下令或者徐昭龄以监军使的名义强烈抗议,不然在襄州城里,还有谁能对这事指手划脚?

当然,金瑞注意到锦兴坊那边的异常之后,有提醒徐昭龄,奈何徐昭龄没有足够的重视,金瑞也无计可施。

除了动用最暴烈、最直接的手段,职方司邓襄房受金瑞掌控的那些精锐斥候,也只能盯着龙雀军那边的动静,却没有其他的处置权。

不过,当前最紧迫的还不是三皇子身边有什么异动,而是寿州在蔡州南部、光州北部的兵马,正承受着梁军所施加的极大压力。

他们此时更应该共同努力的,是要使得在邓襄方向所集结的大楚兵马能够更积极主动一些,以缓解寿州军此时所承受的巨大压力,甚至暂时跟三皇子所属的龙雀军合作,也是在所不惜的。

因此,对于郭荣建议徐昭龄出面阻拦三皇子与沈漾向杜崇韬讨要空饷军粮,以限制龙雀军在左前部能有什么作为,金瑞心里则是不赞同的。

事实上,龙雀军倘若能对少习山一线的梁军有所作为,甚至进而威胁到梁国整个山南地区,必然能叫梁国此时集结于潼关、洛阳一带的后备兵马不敢轻举妄动,这实际上也将能缓解寿州军在北线的压力。

不过郭荣、徐昭龄未必会这么想,金瑞也就不便急于表达自己的意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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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……秦王怫然怒,谓唐雎曰:‘公亦尝天之子怒乎?’唐雎对曰:‘臣未尝闻也。”秦王曰:‘天子之怒,伏尸百万,流血千里。’唐雎曰:‘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?”秦王曰:‘布衣之怒,亦免冠徒跣,以头抢地耳。’唐雎曰:‘此庸夫之怒也,非士之怒也。夫专诸之刺王僚也,慧星袭月;聂政之刺韩傀也,白虹贯日;要离之刺庆忌也,仓鹰击于殿上。此三子者,皆布衣之士也,怀怒未发,休寝降于天,与臣而将四矣,若士必怒,伏尸二人,流血五步,天下缟素,今日是也’……”

待沈漾又从军中选拔两百多少年将勇加强新编侍卫营的实力之后,即便领受民夫钱粮一事暂时还没有出结论,韩谦便过来跟三皇子辞行,准备前往沧浪主持筑城之事。

即便沈漾、郭荣、陈德、柴建、李冲等人在场,韩谦犹是侃侃而谈,

“沈漾先生必然跟殿下传授过此文的要旨,但韩谦从此文所悟却是另一番道理,殿下可要听一听?”

“韩师请讲。”杨元溥专注的往前倾过身子,示意韩谦继续讲下去。

“韩谦从《唐雎不辱使命》一文所悟的道理,乃是天子之权位于五步之外、千里之内——五步之内,天子亦与常人无异。前朝中晚期以降,诸君王性命都操|弄于宦臣之手,即五步之内不保,自然难谈五步之外、千里之外的天子之权了,”韩谦坐于案前,侃侃而谈道,“此时沈漾先生为殿下所选三百少年将勇,皆少年心性、意气风发,还没有学会背叛,还没有学会阴谋,殿下当亲事之,明示训令,严加操训,遇赏则赏,遇罚则罚,待殿下能掌握五步内之事,便能谋千里之权,切不可操之过急,也不可失之懈怠,将五步内之事委于他人……”

沈漾、张平皆以鼻观心,不置可否;陈德嘿然而笑,觉得韩谦此议怪诞新鲜;柴建、李冲则目藏怒色杀机,郭荣则似有所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