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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2年六月,洛阳。李宇轩蹲在大队长官邸门口的台阶上,军装扣得严严实实,领口勒得脖子发痒。腰上那把皇太极的刀没了——上个月抵给戴笠了,换了三百支汉阳造和四十箱手榴弹,从十九路军手里倒过来的。

他站起来,拍了拍屁股上的土,走了进去。

大队长坐在藤椅上喝白开水。桌上搁着一碟花生米,剿共战报压在茶杯底下。

“少东家。”

“说。”

“我想去上海。”

大队长把战报从茶杯底下抽出来,看了他一眼。“上海没有匪。”

“有,地下党。少东家说过,攘外必先安内。安内不能光在江西安,上海是全国的财源。财源稳了,前线才稳。”

大队长端起白开水喝了一口。

李宇轩站得笔直。这话是大队长自己说过的,他一个字没改,重新拼了一遍。

“景诚。”大队长把杯子放下,“你是嫌洛阳太闷。”

“是。但我也确实想去替少东家看着上海。”

大队长靠在椅背上,看了他好一会儿。

“去吧。记住,你是去剿匪的。”

“是。”

出了官邸,副官在门口等着。

“师座,校长准了?”

“准了。”

“咱真去上海剿匪?”

李宇轩看了他一眼。“上海没有匪。”

“那咱去干什么?”

“找匪,找不着就造匪,造不出来就查税。”

副官把这句话记在了本子上。后来这句话在警卫第三师内部传开了。张灵甫听了,跟胡琏说师座这话听着像土匪说的。胡琏说不是像,就是。

六月下旬,上海闸北。

一栋灰扑扑的小洋楼门口挂上了新牌子——“上海特别市剿匪司令部”。字是魏碑体,漆得锃亮。附近卖生煎的老刘头路过,歪着脑袋看了半天,回头跟修鞋的老赵说:“又来一个吃闲饭的。”

老赵嘴里叼着钉子,含含糊糊回了句:“比上一个牌子大。”

李宇轩住进去头一天,把张灵甫、胡琏、李弥叫到二楼,窗户全关上。

“从今天起,上海所有码头、仓库、商铺,重新核定税额。”

张灵甫愣了一下。“师座,咱不是来——”

“税就是剿匪。剿匪要钱,钱从税来。”李宇轩把一张上海地图铺在桌上,手指头点在十六铺码头,“原来交一百的,现在交一百五。原来交一千的,现在交两千。”

胡琏皱了皱眉头。“师座,上海的商人去年刚搞了个废止内战大同盟,七十二家商会联名。咱们这么搞,他们肯定要闹。”

“闹?”李宇轩坐下来,翘起腿,“告诉他们,这钱是校长剿共花的。敢闹就是反对剿共。反对剿共就是通共。通了共,我就能名正言顺查他们的账。”

李弥第一个笑出声。“师座,您这逻辑,闭环了。”

“还有。”李宇轩补了一句,“孔祥熙那边我打过招呼了。收上来的税,三成归财政部,三成归校长,剩下的归我们。”

胡琏恍然大悟。“怪不得您敢这么干。”

“不这么干,孔祥熙凭什么让我在上海收税?这是分赃,不是抢。”

戴笠凑过来,小声问:“老大,那我呢?”

李宇轩看了他一眼,“你拿一成。”

戴笠的眼睛一下子亮了。“谢谢老大!以后上刀山下火海,我戴雨农在所不辞!”

李宇轩白了他一眼。"少废话。下个月再给我弄两百支汉阳造。"

接下来的两个月,十六铺码头的货主们见识了一样东西——一个姓刘的湖南兵。

这个湖南兵是张灵甫从师部挑了三天挑出来的。挑的不是谁写字好,是挑谁写字慢。姓刘的湖南兵写字一笔一划,一辆货车的货单能写一刻钟。态度还特别好,逢人就解释:“长官说了,字写不清楚,回头账对不上,要挨板子的。”

第三天中午,永安公司的郭经理站在码头边上,看着自己的三车洋布在太阳底下晒着。其中一车是英国进口的细呢料,晒过头要褪色。

他掏出手帕擦了擦汗,扭头问副手:“那个剿匪司令部在哪儿?”

郭经理在司令部门口等了四十分钟。

李宇轩从楼上下来的时候,郭经理的衬衫后背已经湿透了。

“李师长,我那批布——”

“什么布?”

“洋布。英国货。在码头晒了两天了——”

“那你就提啊。”

“登记……”

“登记是为了规范税收,规范税收是为了支持剿共。郭经理,你不想支持剿共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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