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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月的上海,风是热的,热得不讲道理。

黄浦江上飘着一层湿气,像谁把一锅没熬开的汤端到了城里,倒也不倒干净,就这么悬着。人走在路上,衣服贴在背上,连骂人都懒得张嘴。

但城外不一样,城外在挖。

从吴淞口往里,一路是土。沙袋一袋一袋往上码,木桩一排一排往下打,铁丝网拉得像蜘蛛发了疯。有人说这是防御工事,有人说这是给上海套了个壳,还有人说这是给钱找了个去处。

反正每天都在干活。

干活就要吃饭,吃饭就要交钱。

交钱的理由也越来越讲究——从“炉灶税”到“工事协助费”,名字换了,钱没少。

南京路那三万册小蓝书还没发完,新一批已经印出来了。封面换了,字更大,纸更厚,看起来更像一本正经的东西。

城里的人慢慢学会了一件事:话要说,但要换个说法。

于是有人站在弄堂口,摇着蒲扇,说:“这几年好啊,路都修直了。”

旁边的人接一句:“是啊,钱也走得更直了。”

两个人都笑,笑完各自回屋。风就是这么起来的。它不大,但哪儿都有。

从上海吹到苏州,从苏州吹到南京,再从南京绕一圈,居然还吹回上海。外头的人开始议论,说上海在搞新花样——有的说好,有的说坏,有的说看不懂。

看不懂的人最多。

九月中旬,大队长来了。

不是大张旗鼓那种来,是说来就来了。前一天晚上南京还在开会,第二天人已经在火车上。消息比他慢半拍,等上海这边知道的时候,人已经下了车。

李宇轩是第二个知道的。

第一个是戴笠。

戴笠没打电话,他亲自过来,站在门口,说了一句:“校长来了。”

李宇轩当时正在看账,不是看钱,是看“名目”。

他最近迷上了这个东西。钱多少不重要,关键是怎么写。写得好,一块钱能像十块。写不好,十块钱看着像偷的。

听见这句话,他把笔放下,问了一句:“哪?”

“站台。”

“带谁?”

“没带。”

这就麻烦了。

没带人,比带一堆人还麻烦。

李宇轩站起来,理了理衣服,走到镜子前看了一眼自己。镜子里那张脸有点瘦了,但还撑得住场面。

“走。”

他说。

站台上人不多,清出来一片。几辆车停着,车门开着,像几张张开的嘴。

大队长从车上下来,没戴军帽,穿的是常服,步子不快。

他看了一眼四周。

没说话。

李宇轩上前两步,立正。

“校长。”

大队长点了点头。

“热。”

他说。

“是。”

“风大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风从哪来?”

这句问得不大,但有点意思。

李宇轩顿了一下,说:“海上。”

大队长看了他一眼,没说对,也没说不对,“走走。”

一行人没坐车,直接上街。

先去的是南京路,路中间那块地方还在用,今天没发书,改成了讲“工事的重要性”。人照样站着,讲的人换了一批,声音比喇叭还大。

大队长站在路边,看了一会儿。

有人认出来了,想喊,又不敢喊,气氛有点奇怪。

台上那人越讲越起劲:“——制度严明,人人有责!工事一成,百姓安宁!”

台下有人跟着点头,有人低头看脚。

大队长忽然问:“他们听懂了吗?”

李宇轩说:“听多了,就懂了。”

“听几遍?”

“看情况。”

大队长嘴角笑了一下。

“你倒是有耐心。”

他们没再看,往前走。

走到一家卖生煎的摊子前。

摊主正忙,油锅里滋啦作响,香味一出来,旁边的人都忍不住多看两眼。

大队长停下了。

“这个——收税吗?”

李宇轩说:“收。”

“多少?”

“按炉灶。”

摊主听见了,手一抖,差点把一锅生煎翻了。

大队长看了他一眼,又看了看那口锅。

“生意好不好?”

摊主愣了一下,挤出一个笑:“好……还行。”

“能赚吗?”

“能……一点点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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