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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大学以前,总觉得北大学生会有什么魔力似的,或许是聪敏过人,或许是三头六臂,如今看来,三头六臂是没有的,聪敏大约是有的,过人却不一定了。

假如要说有什么共性的话,那就是人人刻苦。别看有的人白天又闹又玩的,到了晚上,别人看不见的时候,他们更是要把白天的损失给补充回来。

比如看似自由散漫的董志成,每天必拿一本文学名著,连上课都好像在看课外书,然而,真实的情况是他眼睛瞅着文学名著,耳朵竖着听讲,而手里书页,半天都不会去翻一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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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刻苦的则是侯兵,每天早晨五点钟起床,五点半开始自习,一整天都忙忙碌碌,到9点准时卧床,9点半发出均匀的呼声。

能在宿舍这种地方提前两个小时睡觉,而且睡熟的,本身就是一种技能,当然,也可能是侯兵累坏了,以至于挨到枕头就睡。

杨锐不能保证自己的智力高于所有人,只好学习舍友们的努力精神,半个月坚持下来,果断引起了老师们的注意。

毕竟,大家都还处于大一阶段,许多基础课还是就着高中的基础在讲,杨锐在专业方面不知超脱了几代,用不着特意表现,都会在课程上表现出超过同龄人的学习水平,何况他还比普通学生刻苦一些。

只交了两次作业,教基础生物的唐集中教授就注意到了杨锐。

北大生物系是非常牛气的院系,创建于1925年,是中国最早创立的生物专业。当然,时间早不是牛的理由,牛的主营是它在建国以后,合并吸收了北大燕大和清华三所大学的生物学精英,由此一跃成为中国第一的生物专业。

到了1983年,30年前的合并红利虽然消耗的差不多了,但北大生物系的底蕴还是留了下来,具体表现就是本科生的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均有教授主讲。

这是非常夸张和令人艳慕的,虽然在恢复高考之初,愿意给本科生授课的教授非常多,但在全系统教授授课的情况下,只要有一两名大师授业,其实就已经幸福在云端了。

以大师启蒙的好处,说之不尽。幼儿时期有资格接受大师启蒙的普通人少之又少,但当一个人步入大学的时候,其实正是重塑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再启蒙时期,大师授业,简直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。

就一名科研猿来说,这几乎是它进化成人的必由之路。

向前一步是科学家,向后一步是科研民工,学界的金字塔,远比商界和政界来的残酷。

教基础生物的唐集中教授,算得上是半个大师。就国内的生物学研究来说,唐集中可以说是达到了顶峰,历届的生物重点工程,年逾50的唐集中也总是有份参与。

但是,自80年代以来,生物学正在飞速的发展,对经费、仪器和效率的要求节节攀升,譬如正开展的如火如荼的全基因组测序,给一只果蝇做全基因组测序,启动资金就要数百万美元之多,作为国内生物界大牛,但尚未进化到大牪的唐集中教授,就显的有些力不从心了。

当然,他还是竭力申请了近百万元的经费,重组自己的实验室,力图参与明年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建设计划。

尽管科研工作很忙,唐集中还是很用心于日常的教育工作,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。

除此以外,唐集中和其他教授一样,也有拉壮丁的习惯。

在这方面,唐集中的主要目标是大四和大三的学生,每年的新生季,也都是教授们寻找补充兵的季节。

杨锐是唯一一个被叫到办公室的大一新生。

不似交头接耳的大四生,谁都不认识的杨锐默默的打量着周围环境。

红色的大张写字台,垒着四五叠的资料,却又倒塌了一半,像是年久失修的城墙。

窗的两边都是书架,不到一人的高度,就用三合板和木条订起来,歪歪斜斜的,毛刺乱炸,粗糙的像是民工的脚手架。

“看来,科研经费还是不够用呢。”杨锐暗自嘀咕一声,如果是有钱的教授的话,书桌可以混乱,怎么都会买一个过得去的书架吧。

穷教授可从来不是什么好称谓。助教可以穷,因为在给教授打工,讲师可以穷,因为在给教授打工,副教授也可以穷,因为在给教授打工,如果教授也穷的话,团队可就没有希望了。

没有钱搞科研,就像穷人盖房子一样,你可以用少少的钱和多多的聪明才智盖一个充满意境的篱笆小屋,但你不可能在没钱的情况下弄出亭台水榭和琼楼玉宇。

不谈一个实验室的设备和基建成本——在极端情况下,研究员可以趁着深夜借用别人家的,但做实验,你最起码得买得起材料吧。

就生物系的各种实验来说,一只小白鼠总得几毛一块的,若是想用特殊型的小白鼠,比如某种基因缺失的,一只就得几百上千块。试药用的大猩猩更贵,几万美金都是人家支持科研了。当年北大的陶其敏教授,就是因为买不起大猩猩,于是用自己的身体试了中国第一支乙肝疫苗,万幸成功,并因此挽救了数以千万计的国人,功莫大焉。

但是,这毕竟不是一种常态,杨锐想做的功能基因组,也不是用这种方法能解决的。

而这种纯学术的研究,杨锐也不可能用自己的钱去投入,至少不能全部用自己的钱去投入,何况,百万美元的资产,在中国是个富翁,丢在研究池里,也就是咕嘟咕嘟两声罢了。

“得想个办法拒绝了。”杨锐听着身边几位极为振奋的讨论,已然做出了相反的决定。

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