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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任益州又给父亲来过信,而父亲却一直踌躇不知如何下笔,故未能回复,直到任益州卷入巫蛊事下狱……”

客气寒暄之后,杨夫人也不啰嗦,直奔主题。

“特地让西安侯来,一是想看看任氏的后人。二是有一样东西要交给你,恽儿,端上来吧。”

杨恽捧来了一个漆木匣子,打开之后,里面摞着好几张帛,密密麻麻写满了字。

“这便是父亲总算写出来,却终究未能交到任益州手中的那封信。”

任弘恭恭敬敬接过来,一看第一张上写着:“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,再拜言!”

果然,任弘没猜错,司马英要给自己的,正是《报任安书》!

……

这是一封很长很长的信,足足有两千余字,写满了十多张帛,字迹一开始是冷静规整的,可越是往后,就越是奔放洒脱,那笔下挥洒出来的似乎不是墨汁,而是书写者的悲愤!

任弘在里面看到了那句流传千古的“人固有一死,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”。

也看到了他前世在语文课上被老师点名起来背诵过的大长段:“盖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;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;屈原放逐,乃赋《离骚》;左丘失明,厥有《国语》……《诗》三百篇,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。”

说是给任安的回信,可在任弘前后两世的经验读来,这其实是太史公写给自己的。

满篇皆是他砥砺前行的心路历程。

上面有他在天汉年时为李陵辩护进,却被汉武帝认为是在诽谤小舅子李广利无功而有过,因而引火烧身的前因后果。

还有司马迁被定罪下蚕室时的两难。

据司马英说,司马氏并不富裕,太史公更不是肥差。继承了其父司马谈撰写史书的遗志后,虽然可以阅览石渠阁的藏书,但司马迁为了搜集一些未能收录的著述,常常不惜重金求书。

甚至为了购得一份孤本的纵横家书一观,到了卖田的程度。

所以五十万赎罪钱,他是绝对出不起的,女婿和儿女四处求人也凑不出来,那时候杨敞也只是个小吏,绝无今日的富裕气派。而司马迁的朋友们,要么是任安这种空有义气却没钱的穷鬼,要么就避之不及,哪里还肯帮他。

当然,司马迁也有一个选择,那就是效仿张汤等卿相,在被判刑之前,选择自我了断,便能免受奇辱!

但他若如此死去,却又于心不忍,因为史书还未写完。

“所以隐忍苟活,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,恨私心有所不尽,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。”

后世有些学生会在作文里这么写:“司马迁在狱中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宫刑。”

其实也没错,这种刑罚的可怕之处在于,绝非一时之痛,处刑之后,生理和心理仍将遭受折磨,垢莫大于宫刑啊!

司马迁要忍受旁人的讥讽、鄙夷,还要与自己内心做斗争,咬着牙写完著述,可不是一次次受刑么?

而任弘看完后,最直观的感觉是……

“太史公的文笔,是真的好!”

在悬泉置做了许久小吏,回到长安又跟那些策书打交道,任弘已经习惯了这时代的书面语,但不少人写的东西是真的枯燥泛味,让人犯困。

但司马迁笔下则不然,气势磅礴,有如长江大河,时而慷慨激昂,时而如泣如诉,时而旁征博引,时而欲言又止,让人欲罢不能。

这似乎是一场跨越古今两千年的对话,任弘看到的,是一个在无上皇权淫威下,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,放弃了所有尊严,拼尽了全力,只为保全最后一点理想的倔强老人。

见任弘释卷,司马英告诉他:

“这便是家父的绝笔之书,在那之后不久,他便辞世了。”

司马英站起身来,长叹道:“如今我能将此物交给任益州后人,也算是将这一封当时不能寄也不敢寄的信,代父亲寄出去了,他若在黄泉下得知,应能敞怀罢!”

是啊,这封报任安书,便是那部奇书最后的句号了。

任弘将帛书小心翼翼放回木匣里,让夏丁卯收起来,认真地说道:

“多谢太史公当年救了我的性命,此恩绝不忘怀。也多谢杨夫人愿将这封信交给我!”

“这将是任氏的传家之宝!”

任弘长拜道谢,却又道:

“御史大夫,杨夫人,小侄还有一个不情之请!”

……

PS:第二章在下午,第三章在晚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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