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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弘觉得很可惜,方才大将军霍光太镇定了,群臣都得在承明殿继续议事,他竟不能出去看热闹,瞧瞧杜延年是如何解决这次危机的。

不过,百多人的儒生叩阙,虽是大汉首次,可放在两汉历史上,简直不值一提。

要知道,到了东汉,儒学更盛,太学扩招,太学生们动辄上千人,叩阙就成了寻常操作。

拦截丞相乘车,在皇宫门口集会上书有之。

跟着师长陈蕃拔刃入宫欲除宦官专权者有之。

爬到朱雀门阙上写“天下大乱”者有之。

在州郡搞大串联,做清议和人物品评者有之,领袖被推举,什么三君、八俊、八顾,势力已经形成,从地方到中枢都有,瞄准外戚宦官就是干啊。

难怪吕思勉都说:“今世学校,有所谓风潮者,汉世即已有之。”

到了东汉末年,就发展成党锢之祸一条龙了,不过黄巾一起,还是“党人”们笑到了最后,但最终给陈蕃、窦武平反的,居然是西凉董太师。

后世发生的事难以评价,但只就今日之事看,任弘以为,贤良文学的举动真是蠢透了。

丝毫没有政治敏感性,任由情绪主导了理智,将霍光和皇帝都极力避免公开的矛盾,给一棍子捅开,暴露在天下人面前。

这下连任弘都猜不到,这对君臣会走向何种结果了。

看霍光罢免太常,问责韦贤的架势,严惩诸生是肯定的,但又不好直接杀了他们。一来骤然杀戮容易引发舆情震动,影响伐匈之事。

二来汉儒硬骨头不少,越杀越跳得欢。就像窦太后当年杀了协助汉武帝改革的儒生赵绾、王臧,关东儒林非但没有低头,反而有了一种殉道者的悲壮感,各学派联合在一起,之后十余年人才辈出,最后取代了黄老。

但也不能便宜了他们,这些贤良文学打“赢”了盐铁会议,若这次轻罚,他们认为是朝廷理亏服软,回到地方后,恐将成为“八杰”“八骏”,继续鼓吹反战。

于是任弘出面,给霍光提了个主意。

“不如迁之!”

大汉尚未有流刑之刑名,只有迁刑之谓,迁之偏远之地,以示惩戒,非奉诏不得返回,被迁者上路时的身份可以是刑徒、庶民或者官吏,根据需要改变,十分灵活好用。贤良文学们的罪责,应该也符合。

精通律令,著有《小杜律》的杜延年不愿杀人,任弘此言却能救贤良文学们一命,遂道:“诸生确实有诽谤、结党、聚众之罪,虽不足死,但可迁之。”

不足死?开玩笑,大汉的酷吏们,可是连“腹诽”这种罪名都能整出来置人于死地的。

而杜延年的父亲杜周,更是专以皇帝之意为判狱标准,是放是杀全看上意,他的名言是:“前主所是,着为律;后主所是,疏为令。”

看来小杜与其父不同,是有底线的。

这群儒生确实又不好杀,也不愿放,关着也不是个办法,踢得远远的确实是妙招,霍光颔首:“当迁何地?”

任弘已经为贤良文学们考虑好新家了:”不如便迁去西域都护府!”

“自从都护府设立,而西域胡王陆续来朝,皆慕大汉制度。鄯善王已征辟河西士人儒生为鄯善国官吏,学《论语》《孝经》,粗备礼乐,扦泥城被称之为小长安。”

三年了,有了任弘当初的引导,鄯善国上层对汉化慕然成风,成了城郭小邦效仿的模板。

任弘看着典属国苏武到:“下吏听典属国说,楼兰城主、姑墨王、龟兹三王、尉犁王,莎车王皆曾上书请求朝廷赐典籍,然空有典籍而无人教之,学字尚且不易,恐会误读经典,入了歧途。于是诸王又请求大汉派遣儒生士人入其国,然西域辽远,无人愿往。”

“便让贤良文学前去,许以小邦祭酒之官。”

任弘笑道:“一来数千里路途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作为惩罚。二来,也能在西域推广教化。”

“贤良文学们不是经常说,要以仁义、道德去感化胡人,畜仁义以风之,广德行以怀之么?眼下有了身体力行的机会,也不枉在太常给他们发的七年俸禄。”

让这些白左去他们费尽心思要阻止建立的西域都护府,到第一线去,领略一下大漠风光,西域豪情,与西域胡人友好共处吧。

虽然路上白龙堆什么的,肯定会有物故,但四十多人,起码能到一半吧。西域那么多小邦,一国扔一个去,回是回不来,只能老老实实扎根边疆,将满腔愤懑转化成将西域建设成礼... -->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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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成礼仪之邦的动力,岂不美哉?

更何况,已是《左传》传人的任弘还有自己的私心:

“不扫干净屋子,如何另起炉灶?”

任弘这建议一提,田广明觉得有趣,笑了起来:“西安侯此议,与孝武皇帝令狄山去边塞为亭长,有异曲同工之妙啊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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